双因噙有泪花而亮闪闪的碧眼，直愣愣地望着我。

才过了两天我们就成了朋友。教师这一家子人心地善良、老实巴交，生活在无边的恐惧和茫然之中。波兰的官吏向他们灌输说，俄罗斯像当年的罗马那样在硝烟和野蛮之中完蛋了。我便给他们讲列宁、未来如烈焰一般在其间燃烧的莫斯科，以及艺术剧院。每天晚上，几个二十二岁的布尔什维克将军，全都蓄着像乱草一般的红褐色络腮胡，上我们这儿来小坐。我们抽着莫斯科的烟卷，吃着伊丽莎白·阿列克谢耶芙娜用军用品为我们做的晚餐，唱着大学生歌曲。那位坐在安乐椅里的瘫痪老人，探过身子来，贪婪地听我们唱歌，头上那顶蒂罗尔帽和着我们歌曲的节拍晃动。这几天来，这位老人陶醉于激昂、突如其来、模模糊糊的憧憬之中，惟恐有什么阴影会遮蔽他的幸福，便竭力不去注意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喜好夸耀自身的残忍，以及我们当时喜好用豪言壮语的简单化办法处理一切世界问题。

在一次家庭会议上决定：一旦战胜波兰人，托米林娜便举家迁居莫斯科，我们给老人找位名教授治病，伊丽莎白·阿历克谢耶芙娜进专修班深造，而小米什卡呢，我们送他到他母亲当年就读过的那所设于牧首池的小学去念书。在我们看来，未来是我们的私产，是不容任何人置喙的私产，战争——是谋取幸福的急风暴雨式的准备，而幸福本身是我们禀性的需要。只有细节还没有拿定主意，在日复一日讨论细节的过程中，夜，强有力的夜，降临了，这时蜡烛头的火光便映到家酿烧酒不透明的酒瓶上。容光焕发的伊丽莎白·阿历克谢耶芙娜是我们默默的听众。我还从来没见到过比她更炽烈、更洒脱，而又更怯弱的人。每当暮色四合，狡黠的苏罗夫采夫便用还在库班时征用来的藤条敞篷马车，把我俩送往山冈。但见山顶上，贡西奥罗夫斯基公爵的弃宅正在夕照下熠熠生光。几匹精瘦、修长的纯种马在红色缰绳的驾驭下，步调一致地奔驰着；一只无忧无虑的耳环在苏罗夫采夫的耳朵上微微晃动，一座座圆塔从铺满黄花的壕沟里耸起。一堵堵断垣残壁在空中划出一道被红如宝石的鲜血泡胀了的弯曲线条，一丛野蔷薇把一只只浆果藏匿了起来，一级湛蓝色的梯级，那是一把梯子的残迹，在灌木丛中闪着光，当年曾有好几位波兰国王先后顺着这把梯拾级而上。有一回，坐在这级梯子上，我搂过伊丽莎白·阿历克谢耶芙娜的头，吻了起来。她慢慢地推开我，站起身来，双手抓住墙壁，把身子贴在墙上。她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一道血红、布满飞尘的夕晖在她昏昏沉沉的脑袋四围沸腾，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