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初，军部将我旅调往布加基奇镇休整。该镇在战争爆发时被波兰人占领，很快又被我们夺回。天刚拂晓，骑兵旅便向小镇进发；我是在白昼抵达的。好房子都叫人捷足先登了，我给安排到一名小学教师家。在一间低矮的屋里，摆着许多盆结有果实的柠檬树，一个瘫痪的老人坐在树间的安乐椅上。他戴顶插一根翎毛的蒂罗尔帽，一部灰白的络腮胡垂至落满灰尘的胸部。他眨巴着眼睛，嘟嘟嚷嚷地央求着什么。我梳洗了一下，便到旅部去了，夜里才回来。通信员米什卡·苏罗夫采夫，一个奥伦堡的狡黠的哥萨克，向我报告说，房东家除了那个瘫痪的老人外，还有他的女儿伊丽莎白·阿列克谢耶芙娜·托米林娜和她的儿子，这孩子和苏罗夫采夫同名，也叫米什卡；房东女儿原是一名军官的妻子，军官在对德战争中阵亡后，她一直寡居，为人正派，不过苏罗夫采夫打探到，如果遇见好人，她也愿意把身子给他的。

“咱们来安排一下，”苏罗夫采夫说罢，便到厨房去了，把碗盏弄得乒乓直响；教师的女儿在一旁帮他。苏罗夫采夫一边做饭，一边给她讲我如何勇敢，如何在一次战斗中把两名波兰军官打落下马，苏维埃政权如何敬重我。托米林娜稳重、轻声地回答他的话。

“你在哪儿睡？”跟她分手时，苏罗夫采夫问她，“你呀，挨我们近些挺尸，我们可是生龙活虎的汉子。”

他把盛着煎蛋的大煎锅端进屋来，放到桌上。

“她答应了，”他坐下身来说，“就是没讲出口……”

就在这一瞬间，传来了压低的悄语声。衣衫的窸窣声，紧接着屋里响起了步履沉重而又小心翼翼的奔走声。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把这锅战地伙食吃下肚去，就见到好几个拄着手杖的老头儿和包着头巾的老婆子走了进来。小米什卡的床移到了餐厅柠檬树间他外公的安乐椅旁。这些个垂垂老矣的客人是特地来保护伊丽莎白·阿历克谢耶芙娜的贞操的，他们像一群遇到了坏天气的绵羊，挤成一团，堵住房门，整整一夜都不声不响地打扑克，悄没声儿地报出未做成定的分数，一听到什么轻微细碎的声响，便立刻屏息静气地停下牌来。我就躺在这扇房门外边，感到好不尴尬，好不难堪，怎么也睡不着，好不容易才挨到天亮。

“有一言相告，”我在走廊里碰见托米林娜，赶忙对她说，“我有一言必须相告，我毕业于法律系，属于所谓知书达礼的人……”

她呆住了，木立在那里，垂下双手，披在她身上的老式女斗篷像是浇铸在她苗条的身躯上。她睁大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