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3月，母亲回到纽约，正赶上淤泥、风雪和冻雨。我对她此时的印象是，一个日益虚弱却决意不显露出来的人。她每天都会出门，如果不是去她在国际救援委员会的办公室，就是去附近的亚洲协会与人见面，或者去听音乐会彩排，看场芭蕾舞表演。她努力把体重控制在四十五公斤以上。我还看到她走在人行道上的背影，套着一件棉外套，丝巾下若隐若现几缕白发，细如玉米须一样的美好白发。她小心翼翼地前行，避免在冰块上滑倒，但是没有人搀扶她，当其他人快步走过时，她必须谨慎坚定地缓慢迈出每一步。我想要叫她，但又不想吓她一跳，因为我知道走在冰上需要全神贯注。于是，我轻轻地走到她身边，问候她，然后温柔地挽起她的手，陪她走过余下的路。

就像父母无法真正留意自己孩子的微小变化——那个蹒跚学步的小孩子怎么突然长高了三十厘米？我也没有留意到母亲突然间变得那么孱弱。只有在看照片的时候（包括圣诞节时刚拍的照片），才发现，用她的话说，正在凋零。母亲不舒服的日子越来越多，每次不舒服后都会让她变得更为苍老、衰弱。在不舒服的日子里，她的胃总是闹脾气——一天里需要去洗手间十次、十一次，甚至十二次。有时，她的脚又肿得几乎无法行走。但她仍然继续去看排演、和人吃午餐、看孙辈们、去博物馆、去办公室。

不过，我们不需要自己来察觉这些变化。妮娜有个医生朋友凯瑟琳·弗礼，她是临终护理专家，她为母亲介绍了一位很能干的护士妮莎·科伊尔。弗礼医生与妮莎是奥赖利医生在斯隆－凯特琳纪念医院的搭档，是保证癌症病人及其家人在治疗过程中的生活质量，以及临终护理方面的专业人士。妮莎是英国人，个子高高的，非常苗条，一头茂密的灰白色头发，声音轻柔，笑容甜美。我第一次遇到妮莎时，就想起了英国通话故事中的保姆。后来我得知，我的感觉没有太离谱，她最初是以助产士的身份开始接受护理培训的。

我们无论何时见到妮莎，她都会温暖地问候我，不过几乎都是她与母亲的对话。她总是把母亲的双手握在自己的手中。我之所以提到这两点是因为在母亲确诊癌症的那段时间里，我经常注意到人们会避免触碰她，或者避免与她对话，任何评论或是询问都是对着我们的，哪怕母亲就在现场，比如“你母亲想喝点什么吗？”

妮莎每次都能提出有用的建议，让我们不必遇到一点小事就麻烦奥赖利医生。她会帮我们判断哪些是需要奥赖利医生注意的问题，哪些是我们自己能够应付的。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