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情报局总部
中央情报局局长阿瑟.穆尔原是得克萨斯州最高法院的法官。他的办公室比格里尔的更加宽畅,可凭窗眺望波托马克河谷宜人的景色,室内看来是经过专门装饰的反映了局长原籍的许多特色,显示了美国西南部文化传统的风格。瑞安从前曾来过好几次,呈送情报简报或偶尔转交巴兹尔.查尔斯顿爵士给局长大人的私人信件。这时,他和格里尔中将都坐在靠窗的一张沙发上。格里尔招手把瑞安叫到跟前,交给他一个文件夹。
这是一个四周带白边的红色塑料文件夹,按扣封口。面上贴着一张普通的白纸标签,上面印着“仅供阅读△”和“柳树”字样。这两个代号都没有什么特别意义,是在兰利总部的地下室里用计算机随意选择的名字,这样能够防止外国间谍从代号名称上猜测到文件的内容。瑞安打开文件夹,先看了看索引。很清楚,这份代号“柳树”的文件一共只有三份,每份都有收文人的草签。瑞安手上这份是由局长本人草签的。在中央情报局里,这种只印三份的文件是极为罕见的。对瑞安的忠诚调查是最高级的,“星云”级别,他还从未碰到过这种情况。从穆尔和格里尔严肃庄重的脸上,他猜到他们是该文件的两个收文人;估计另外一个是负责军事行动的副局长罗伯特.里特,他也是得克萨斯人。
瑞安翻过索引页,发现报告是复印的,原件是用手动打字机打的,而且打字人不是职业秘书,因为多处出现叠字情况。如果连南希.卡明斯和其他高级行政秘书都不许看,那么……瑞安抬起了头。
“没关系,杰克,”格里尔说。“刚才已经决定特许你阅读‘柳树’报告。”
瑞安坐下之后,虽然很激动,但还是慢慢地仔细阅读起来。
提供报告的人代号叫“红衣主教”。他是中央情报局的一名最高级的间谍,是个传奇式的人物。他是由另一个已故的传奇人物奥列格?潘科夫斯基在20多年前吸收的谍报员。当时,潘科夫斯基是苏联军事情报总局的一名上校军官,这个情报总局相当于美国的国防情报局,但规模更大,活动力更强。他的职位使他每天都能接触到苏联军队中各方面的情况,从红军的指挥机构到洲际导弹的战备状态,无一不晓。他的情报通常通过一名英国联系人格雷维尔?温送出苏联。这些情报都具有极高的价值,西方国家多年来一直十分看重他的情报,甚至有点过分。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潘科夫斯基终于暴露了。当时任务艰巨,时间紧迫,他整理送出了情报,正是这份情报使肯尼迪总统了解到苏联的战略系统并不准备打仗,从而使总统能够把赫鲁晓夫逼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归功于肯尼迪神经坚定的那著名的一瞬间,正是由于他看到了对方手中的牌,这在历史上并非鲜见。肯尼迪的优势是这名勇敢的间谍给予的,但总统永远也见不到他了。华盛顿曾向潘科夫斯基发出了急报要求,但潘科夫斯基对此未免操之过急了,再加上他已经受到了怀疑,这一切终于断送了他。他为他的叛国行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此前,“红衣主教”首先得知潘科夫斯基在这个人人都受到监视的社会里已成为重点监视的对象,他警告了他,但是已经为时太晚了。当上校明白他已经无法逃离苏联时,他要求“红衣主教”立刻告发他,他用自己的生命去推动他所吸收的一名间谍的事业发展,这就是这个勇士开的最后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玩笑。
“红衣主教”的工作一定要象他的代号一样秘密。他成了一名政治局委员的高级顾问和心腹,经常作为他的代表出入苏联的军事机构,接触到大量最高层的政治和军事情报。因此他所提供的情报具有特别重大的价值,但是反过来,同样又非常值得怀疑。在中央情报局,他的情况只有极少数几个高级谍报官员知道,但他们感到难以置信的是,成千上万专门监视所有人和所有事的克格勃反间谍官员,居然会没有一个能在某个时刻把他“转过去”!因此,“红衣主教”提供的材料一般都要用从其他间谍和渠道获得的情报进行反复核实。但是,他的情报都经受住了验证。他胜过了众多的小间谍。
在华盛顿,知道“红衣主教”这个名字的只有中央情报局的三个最高行政官员。每个月的第一天,他们都给他的资料取一个新的代号,知道这个代号的人仅仅限于中央情报局最高层的官员和分析专家。这个月的代号就是“柳树”。在万不得已需要把“红衣主教”提供的情报告知局外人时,就象黑手党掩盖其经济收入来源一样,事先要把材料仔细地处理一番,以掩盖其来源。中央情报局为了保护他还制定了许多专门的安全措施。为了防止因密码被破译而暴露“红衣主教”的身份,他的情报一律不通过无线电或陆上通信线路传送,而全部采用专人递交方式。“红衣主教”本人是非常小心谨慎的,潘科夫斯基的命运给了他深刻的教训。他的情报通过一系列的中间人被送到中央情报局莫斯科站站长手里。这个站的站长已经换了12任,而他却一直活动着。其中有个站长是个野战军退役军官,他有个兄弟是耶稣会教士,也是纽约福德姆大学的哲学和神学讲师。他每天早晨都要做弥撒,为这个他永远不会相识的人的安全和灵魂祈祷。“红衣主教”之所以能够一直幸存下来,最好的解释莫过于此。
中央情报局曾经先后四次为他安排了逃离苏联的机会,但他都一一拒绝了。一些人因而认为,这足以证明他已经被转过去了;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恰好证明了他象大多数有成就的间谍一样,是在只有他自己知道的某些东西的驱使下干这行的,因此,他也和他们一样,只不过可能略为迷恋干这一事业罢了。
瑞安现在看到的这份情报经过了前后20个小时的辗转传送。拍好的底片经过五个小时才送达莫斯科美国大使馆,立刻交到了站长手里。站长是一个老练的野战军军官,曾经当过《纽约时报》的记者,现在的公开身份是新闻专员。他马上把底片拿到他的私人暗室里显影。从底片到达至显影完毕仅用了30分钟。站长用放大镜把五张底片的内容看了一遍,然后给华盛顿发了一个“特急”电报,说“红衣主教”的信号正在途中。然后,他一边翻译一边用便携式打字机把情报打到紧急电文纸上。这项保密措施达到了两个目的,一是消灭谍报员的笔迹,二是通过翻译整理除去谍报员的语言特征。接着立即将底片焚毁,把报告折叠起来装入一个烟盒似的金属盒里。盒子里装有一枚小型烟火弹,一旦打开盒子的方法不对或受到突然的震动,情报就会自动销毁。过去,曾有两次因盒子不慎落地而毁掉了“红衣主教”的情报。站长再把盒子交给使馆的信使,他已经订好了一张苏联民航直飞伦敦的机票。三小时以后,信使在伦敦希思罗机场转乘一架泛美航空公司的波音747班机飞往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最后转乘东方航空公司的班机到达华盛顿国家机场。早上八点,这个外交邮袋到了国务院,一直守候在那里的一名中央情报局官员取出盒子,立刻驱车把它送到兰利,直接交给中央情报局局长。盒子由中央情报局技术服务科的一名技术指导打开,取出情报,局长首先用他的专用静电复印机把情报复制三份,再把原报告在烟灰缸里烧掉。一些新上任的局长曾经认为这些保安措施滑稽可笑,但是当他们看过第一份“红衣主教”的报告之后,就意识到这些措施是何等必要。
瑞安把报告看完之后,又翻到第二页重新阅读,并且不由自主地轻轻摇了摇头。这份“柳树”文件第一次使他如此强烈地感到,千万不可打听情报的来源。他合上文件夹,把它还给了格里尔中将。
“简直叫人难以置信,先生。”
“杰克,我知道不说你也明白,但是还得说。你刚才看到的东西连总统、巴兹尔爵士都没有看过,就是上帝要看也不行,没有局长本人亲自批准,谁都别想看到它,你明白吗?”格里尔打着官腔对瑞安这样说。
“是,先生。”瑞安徽微地点点头,象个小学生。
穆尔法官从夹克衫口袋里摸出一支雪茄烟,一边点烟一边透过火苗紧盯着瑞安的眼睛。人们都说法官在军队服役时是一个了不起的野战指挥官。在朝鲜战场上他同汉斯?托夫特并肩战斗过,在中央情报局策划的一起神秘事件中起过作用。这就是那艘为中国志愿军运送医务人员和药品的挪威船失踪的事件。这一事件使中国人的进攻推迟了好几个月,挽救了数千名美国和盟军士兵的性命。但那是一场血腥的行动,船上所有的中国医务人员和挪威船员统统失踪了。从简单的战争数学来看,这是合算的,至于它是否道德,那完全是另外一码事。因此,也许还有别的原因,穆尔在那以后不久便离开了政府公职,回到得克萨斯老家当了一名辩护律师。他在司法行业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很快便由一个有钱的出庭律师上升为上诉法院的著名法官。由于他非常难得地同时具有正直的品德和熟悉非法活动的特长,三年前,中央情报局将他召回。穆尔法官从此藏起了他的哈沸大学法律学学位和高度严谨的思维方法,摇身一变,扮出了一副得克萨斯牛仔的形象。尽管他从未体验过牛仔的生活,但他仍然表演得得心应手。
“瑞安博士,你的意见如何?”穆尔正说着,负责军事行动的副局长走了进来。“你好,鲍勃,来的正好,我们刚给瑞安看过了‘柳树’情报。”
“哦?”里特拉过一把椅子坐下,三个人正好把瑞安围在墙角里。“将军的宠儿有何高见?”
“先生们,我估计你们对这份情报的真实性毫不怀疑,”瑞安谨慎地说道,得到首肯后继续说:“先生,哪怕是迈克尔大天使亲手送交这份情报我也难于相信它的真实性。但是,既然各位先生都说它靠得住,那么……”他们希望听听他的意见,但是,他的结论简直难以令人置信。好吧,反正豁出去了,他决定还是直言相告吧……
瑞安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把他的评估和盘托出。
“很好,瑞安博士,”穆尔法官点点头,目光敏锐,表现出具有正确的判断力。“首先,我想听你说说还有什么别的可能性,然后我想再就你的分析大家辩论辩论。”
“先生,最明显的可能性用不着我们多去考虑。何况,他们本来从上星期五以来就可以那样去做的,但他们没有去做。”瑞安尽量控制着说话的声音,表现出一种以理服人的态度。他训练有素,能够客观地分析问题。他用了十分钟的时间,对想到的四种可能一一作了仔细而详尽的分析。此时,个人的好恶决不能影响他的思考。
“我认为还有一种可能性,法官,”瑞安最后说道。“这可能是个假情报,旨在破坏这个情报来源。这一点,我无法评估。”
“我们已经想到过了。好了,你既然已经讲到了这个地步,也许你还可以提出一些行动建议。”
“先生,海军方面的意见可以由将军告诉你。”
“这我知道,你这小子,”穆尔笑了,“可是你的意见是什么?”
“法官,以这样一个判断为基础来作决定可不那么容易,可变因素太多了,偶然因素也太多了。不过,我觉得还是有所可为的。既然有可能,而且我们又能够考虑到每一个细节,那就不妨一试。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有多大的力量可以动用?那儿有没有我们的舰只?”
格里尔回答说:“我们的舰只很少。我查过了,只有一艘航空母舰‘肯尼迪’号。‘萨拉托加’号机械出了毛病,停在诺福克。不过,英国的‘无敌’号刚参加了北约组织的军事演习,正在这儿,星期一晚从诺福克开来的。据我所知,是怀特上将指挥的一支小型作战舰队。”
“是怀特勋爵吗,先生?”瑞安问道。“是不是韦斯顿的伯爵?”
“你认识他?”穆尔问。
“是的,先生,我们的妻子是好朋友。今年9月,我和他一起在苏格兰猎过松鸡。他说话象个接线员,大嗓门,听说他的名声很好。”
“詹姆斯,你认为我们可以借用他们的舰只吗?”穆尔问道。“如果可以,我们就得把事实告诉他们,但是我们首先得告诉我们自己的人。今天下午1点,国家安全委员会要召开一个会议。瑞安,你准备一下情况报告,由你向他们介绍情况。”
瑞安愣了一下,“时间来不及啊,先生。”
“詹姆斯说你善于在压力下工作,我倒要看看。”他转向格里尔说道:“他的情况报告写好后,复制一份,并准备飞往伦敦,这是总统的决定。要用人家的舰只,就得向他们说清楚情况,也就是说,得把情况告诉他们的首相。这是你的任务。鲍勃,你的任务是核实这个报告,该怎么干就怎么干,但是,千万不能把‘柳树’的情况牵扯进去。”
“明白了,”里特回答道。
穆尔看看手表说道:“先看看会议进行的情况如何,3点半我们再到这里来商量。瑞安,你有90分钟的时间,抓紧干吧。”
瑞安感到纳闷,为什么要这样考验我?中央情报局里在传说,穆尔法官不久就将卸任,舒舒服服地去英国当大使。他为重建英美亲密关系曾长期努力工作,这是对他的最好嘉奖。法官走后,格里尔中将就可能入主局长办公室。他在年龄上占有优势,当然这种优势也不会时间太久的;另外,他在国会山有不少朋友。里特却不具备这些条件。长期以来,他一直公开抱怨某些国会议员泄露他的行动情报和有关他驻外谍报员的情况,说他们转着圈地在地方的鸡尾酒会上吃来喝去,装腔作势来显示自己,却在夸夸其谈中把他的人给坑害了。另外,他同特别情报委员会主席的不和也在日渐激化。
在这种最高领导层面临改组的情况下,突然让我接触到最新的神秘情报……这一切意味着什么?瑞安禁不住暗暗自问。他们不可能选中他接任主管情报的副局长的职位,他有自知之明,他还不具备担任这项工作的经验,当然,再过五六年也许会……
雷克雅内斯海岭
拉米乌斯查看了航行状况登记表。“红十月”号正沿海岭最西边的第八航道向西南方向前进,北方舰队的潜艇兵把这条航道称为“戈尔什科夫铁道线”。现在的航速正好是13节,可是他根本没有想到盎格鲁撒克逊人有一种迷信,认为这个数字是不吉利的。他们将以这个速度沿这条航线持续航行20个小时。卡马罗夫就坐在拉米乌斯身后的重差计前,身后放着一大卷海图。这位年轻的上尉军官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表情严肃地在海图上标示着潜艇的位置。拉米乌斯没有惊动他。卡马罗夫对工作很熟悉,再过一两个小时鲍罗丁就会来接替他。
一台高度灵敏的测坡仪,安装在“红十月”号的龙骨中。主要部件是两个相隔100码的大铅锤,通过一个激光计算机装置可以测量出两铅锤之间几分之一埃的距离变化,这种变化以及铅锤的横向运动能显示出潜艇所在位置的引力场的变化。导航员把在潜艇所在位置测到的高度精确的数字同海图上的数字相比较,再使用艇上的惯性导航系统的重差计仔细地算出潜艇所在位置。误差在100米以内,也就是“红十月”号艇身长度的一半。
目前,苏联正把这种质量检测仪安装到所有能够容纳这种设备的潜艇上。拉米乌斯知道,一些攻击潜艇的年轻舰长已经使用这种设备在这条“铁道线”上高速航行。他认为,这对指挥官个人来说当然很得意,但却苦了导航员。他觉得不必鲁莽行事,那封信也许不该写……不,还是该写,这样我们就铁了心了。只要他一直保持无声航行状态,攻击潜艇上的探测设备就别想发现。拉米乌斯使用过所有的各种探测仪,因此他很有把握。他可以去他想去的地方,干他想干的事,不管是他的同胞还是美国人,都对他无可奈何。不然,刚才他发现一艘A级潜艇在他以东30海里的地方驶过时,怎么会报以一笑呢!
白宫
穆尔法官坐在中央情报局的一辆“卡迪拉克”牌桥车里,司机身边坐着一个保安人员,他把一支“尤奇”冲锋枪藏在汽车的仪表板后。司机驾驶着轿车离开了宾夕法尼亚大道,向右驶上了行政大道。这条道是专供在白宫和行政大楼工作的高级官员和记者使用的,它不象一条路,而象一个停车场。司机顺当地把车开进了这个要人停车场上的一个空位。等保镖的目光扫视过整个车场以后,他才跳出车外为局长打开车门。法官下车后径直朝前走去,瑞安追上几步,走在局长左边半步以后的位置上。他突然想起这种下意识的反应正是他在匡蒂科从海军陆战队那里学到的,下级军官与高级军官同行时应该保持这样的前后差距。瑞安不禁想到,自己的地位到底多低。
“以前来过这儿吗?杰克?”
“没有,先生,没有来过。”
穆尔觉得很有意思。“事情就是这样,因为你离得近,反而不会来。如果你是远道而来的客人,你肯定已经来过好几次了。”一名海军陆战队警卫为他们打开了门,门内的特工人员示意他们进去。穆尔点点头走进了大楼。
“是从这儿去密议室吗,先住?”
“嗯,是情况室,在地下,非常舒适,条件也很好,完全不象讨论情况的地方。你要的幻灯已经送到那儿了,一切就绪。紧张吗?”
“是的,先生,不能不紧张。”
穆尔轻声笑了笑。“放松点,小伙子,总统一直想见见你。他很赞赏你几年前写的那篇关于恐怖主义的报告。后来,我又给他看过你的另外几篇大作,有一篇是关于俄国导弹潜艇的军事行动,还有一篇是你刚写完的那篇,是论述俄国军火工业的管理办法的。总之,我相信你会发现他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你得准备好回答他的问题。他会细心地听你讲,随时会向你提出一些要害问题。”穆尔转身向楼下走去,瑞安跟着他下了三段楼梯,来到一个走廊的门前。法官却向左一转朝另一个门走去。门前站着一名特工人员。
“下午好,法官,总统一会儿就下楼来。”
“谢谢。这是瑞安博士,我为他担保。”
“那好。”特工人员一挥手,请他们进了屋。
情况室完全不象瑞安想象的那样富丽堂皇,大小可能和楼上的椭圆形办公室差不多。四周的墙壁大概也是普通的水泥墙,装饰着一层外表很华贵的木质贴面。这间地下室还是杜鲁门重建白宫时修的。瑞安的讲台就设在进门处的右边,讲台右前方有一张菱形的桌子,桌子后面是投影屏幕。讲台上放着一张纸条,说明桌子中央的幻灯投影机已经装上了幻灯片、对好了焦距,还列出了幻灯片的顺序。这些幻灯片是从国家侦察局取来的。
参加会议的人大多数已经到了,包括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全体成员和国防部长。瑞安知道,国务卿目前正穿梭于雅典和安卡拉之间,设法解决最近的塞浦路斯局势问题。几个星期前,一名希腊学生开车撞死了一个土耳其儿童,几分钟后,一群人一拥而上将这名学生打死了,从而在北约组织南部侧翼这个多事地区引起了一场纷争。当天晚上就有五十人受伤,这两个被认为是同盟国的国家再次剑拔弩张,势不两立。目前,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奔波于两国之间,力劝双方平息肝火,另一方面,两艘美国航空母舰已赶到爱琴海游戈侍命。瑞安认为,两个年轻人的死固然是坏事,但也不至于为此而动员全国的军队。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托马斯.希尔顿上将,以及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杰弗里?佩尔特也在坐。佩尔特为人傲慢自负,瑞安几年前曾在乔治敦大学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同他打过交道。佩尔特此时正坐在桌前处理文件和电文,参谋长们都彼此亲热地交谈着,只有海军陆战队司令抬头发现了瑞安,他离开座位走过去。
“你就是杰克?瑞安吧?”戴维?马克斯韦尔上将问道。
“我就是,先生。”马克斯韦尔的体型活象一个短小、结实的防火栓,头发剪得短短的,威风而精神。他打量了一下瑞安,同他握握手。
“认识你很高兴,年轻人。我很欣赏你在伦敦的作为,有军人的气质。”他指的是那次差点要了瑞安命的恐怖事件。“干得真漂亮,上尉,迅雷不及掩耳。”
“谢谢你,先生。这是我运气好。”
“好军官应该有好运气。听说你给我们带来了有趣味的消息。”
“是的,先生。我相信你不会觉得白白浪费时间的。”
“紧张吗?”上将看出来了,微笑着说道,“放松些,小伙子。这个鬼地下室里的人那个不是象你这样奋斗过来的。”他用手背拍拍瑞安的肚子,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同海军作战部长司令丹尼尔.福斯特上将悄俏说了些什么,部长扭过头把瑞安打量了一会儿,才又回头去干自己的事。
一分钟以后,总统到了。大家都起立,看着总统走到瑞安右边自己的位置上。他同佩尔特博士简要地说了几句话,然后把眼光落到了情报局长的身上。
“先生们,我们现在可以开会了,我想请穆尔法官给我们谈一些事情。”
“谢谢你,总统先生。先生们,苏联海军昨天开始了军事行动,我们得到了一些有趣味的新情况,今天我请来了瑞安博士给各位介绍情况。”
总统转向瑞安。这个年轻人感到大家都在打量他。“你可以开始了。”
瑞安从讲台里端出一杯冰水喝了一口,讲台上放有一个幻灯投影机摇控开关和几根教鞭,一盏高强度台灯照亮了他的讲话提纲。提纲上错误很多,还有许多修改过的痕迹,他实在没有时间重新整理一遍。
“谢谢你,总统先生。先生们,我叫杰克.瑞安,我要介绍的情况的题目是目前苏联海军在北大西洋的活动,在谈到正题之前,我必须先介绍一下背景情况,希望各位忍耐几分钟。有什么问题,请随时提出。”瑞安按了一下幻灯投影机上的开关,屏幕上方附近的灯光自动暗淡了下来。
“承蒙英国朋友向我们提供了这些照片。”瑞安的话立刻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各位现在看到的这艘潜艇,就是苏轶舰队的弹道导弹潜艇“红十月”号,是由一名英国谍报人员在俄国北部摩尔曼斯克附近的波利亚尔内潜艇基地的船坞里拍摄的。从照片上可以看出这艘潜艇相当庞大,长约650英尺,宽约85英尺,估计水下排水量为32,000吨。这些数字大致相当于一艘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战列舰。”
瑞安拿起教鞭接着说:“‘红十月’号除了在体积上大大超过我们的‘俄亥俄’级‘三叉戟’潜艇外,技术上也有一些不同之处。她的舰载导弹超过我们的24枚,达到26枚;她是在原来的‘台风’级潜艇的原型上发展起来的,原‘台风’级仅载有20枚导弹。‘红十月’号载有新型的SS-N-20海上发射的弹道导弹‘海鹰’式。这是一种射程约为6,000海里的固体燃料弹道导弹,每个导弹带有八个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栽工具,每个的当量约为50万吨。这同SS-18导弹所携带的重返大气层运载火箭是一样的,但是每个发射架上的火箭数目要少些。
“各位还可以看到,这些导弹发射管和我们的潜艇一样,安装在指挥塔围壳的前面而不是后面。前水平舵可折叠置入艇身这儿的凹槽,而我们的水平舵安装在围壳上。她有一对螺旋桨,我们只有一个;最后,她的艇身呈扁球形,同我们的圆柱形艇壳比起来,顶部和底部要扁平得多。”
瑞安换上另一张幻灯片,屏幕上出现了上下两个图像,上面是艇首,下面是艇尾。“这几张照片送来时尚未冲洗,是由国家侦察局制作的。请注意艏艉处的这些门。英国人对此感到有些迷惑不解,因此本周早些时候才让我给带到这儿。我们在中央情报局也没能解出这个谜,后来决定向一个局外咨询专家请教。”
“谁决定的?”国防部长怒气冲冲地问。“乱弹琴,这些照片连我都没有看到过!”
“我们星期一才得到,伯特,”穆尔法官说,口气很和缓。“屏幕上这两张照片四个小时以前才制作出来。启用局外专家是瑞安建议的,詹姆斯?格里尔批准,经我同意的。”
“这个人叫奥利弗?泰勒。泰勒博士是前海军军官,现在是海军学院工程学副教授和海洋系统控制研究所正式雇用的顾问。他是分析苏联海军技术的专家。斯基普——我是说泰勒博士——的结论认为,这些门是一种新式无声推进系统的进水孔和排水孔。目前,他在用电子计算机模拟这一系统的作用,到本周未,我们希望能得到这项资料。仅这个推进系统本身就相当有意思。”瑞安扼要地介绍了泰勒的分析。
“好。瑞安博士。”总统向前探着身子说。“你刚才说苏联人造出了一艘我们很难探测到的导弹潜艇,我看这已经不是新闻了。继续说吧。”
“‘红十月’号的舰长名叫马科?拉米乌斯。虽然我们认为他的内部证件上把他写成是大俄罗斯族,但这是一个立陶宛人的名字。他是一位共产党高级官员的儿子,是他们最出色的潜艇舰长。在过去十年中,他一直负责苏联各种级别的新潜艇的试航工作。
“上个星期五,‘红十月’号开始出航。我们并不确切知道其使命,但在通常情况下,他们的导弹潜艇,也就是载有新式的远程导弹的潜艇,总是限在巴伦支海及其附近海域活动,这样可以使它们处在苏联陆基反潜飞机、水面舰只和攻击潜艇的保护范围以内,避免遭到我们的攻击潜艇的威胁。大约在当地时间星期天的中午,我们发现在巴伦支海出现了增多的搜索活动。当时我们认为这是一次局部性反潜演习;但是到了星期一傍晚,看起来象是试验‘红十月’号的新式拖动装置。
“大家已经知道,昨天早上苏联海军的活动大量增加。北方舰队所有的海上舰只几乎全都在海上待命,而且带上了全部快速加油船。同时,从波罗的海舰队基地和西地中海也派出了舰艇增援,更令人感到不安的是,北方舰队的大型核潜挺几乎无一例外地驶向北大西洋,其中包括三艘从地中海开来的潜艇,这三艘是属于北方舰队的而不属于黑海舰队。现在我们认为我们已经知道了所有这一系列活动的原因。”瑞安又换上另一张幻灯片,显示出从佛罗里达到北极之间的北大西洋海域,并有红色标记指出了苏联舰只所在的位置。
“就在‘红十月’号出航的当天,拉米乌斯舰长显然给尤里.伊里奇.帕多林上将寄出了一封信。此人是苏联海军总政治部主任。我们虽然还不知信的具体内容,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后果。在这封信打开后不到四小时,这项行动就开始了。58艘核动力潜艇和28艘大型水面战舰一起向我们这个方向驶来。四个小时之内就能作出如此规模的反应,确实了不起。今天早上,我们得到了发给这些舰艇的命令的具体内容。
“先生们,这些舰艇的任务是找到‘红十月’号,并在必要时将她击沉。”瑞安稍事停顿,以加强讲话效果。“从这张幻灯片上可以看到,苏联水面舰只已经到达这儿,大约在欧洲大陆和冰岛的中途;而他们的潜艇,尤其是这些,正向西南方向前进,直奔美国海岸。请注意,在美苏两国太平洋沿海并没有出现异常活动,我们只是得到情报说,苏联已命令它在两大洋的各舰队的弹道导弹潜艇返港。
“因此,我们虽然不确切地知道拉米乌斯舰长在信中讲了些什么,但是,从这些行动的样式上,我们可以得出一些结论。看来他们似乎认为拉米乌斯是奔我们来了。假定他的航速约在10至30节之间,那么现在他可能处在从这儿,就是冰岛以南,到这儿——我国海岸外之间的某个地方。各位一定注意到了,不管他在哪儿,都已成功地越过了我们设置的四道声纳监视屏障——”
“请稍等,你是说他们已下令击沉一艘自己的潜艇?”
“是这样,总统先生。”
总统转向中央情报局局长问道:“这个情报可靠吗,法官?”
“可靠,总统先生,我们认为完全可靠。”
“很好,瑞安博士,我们都在洗耳恭听。拉米乌斯这家伙到底想干什么?”
“总统先生,我们对这个情报资料的评价结果是:‘红十月’号企图叛逃到美国来。”
一时间,情况室里静得出奇。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全体成员都在仔细掂量,瑞安可以听到投影机内电扇发出的呼呼声。坐在他前面的十个人都惊愕地盯着他,他双手发颤,不由得紧紧地抓住了讲台。
“这个结论非常有意思,博士,”总统微笑着说。“讲讲你的根据。”
“总统先生,从情报上只能得出这个结论。当然最关键的一点是他们把其他所有的导弹潜艇都召回了。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再者,他们还下达了命令,击沉这一艘最新式和最强大的导弹潜艇,而且是朝我们这个方向追来。因此,唯一的结论就是:他们认为‘红十月’号已经离开了规定的海域,向我们这儿驶来了。”
“有道理。还可能有别的什么没有?”
“先生,拉米乌斯可能在信中还扬言要发射导弹攻击我们,攻击他们自己,攻击中国人,或者攻击其他什么人。”
“但是你却不以为然,是吗?”
“是的,总统先生,SS-N-20导弹的射程可以达到6,000海里,也就是说,当拉米乌斯离开船坞时,北半球的任何一个目标都在他的攻击范围以内,在过去六天里他随时可以发射,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再说,如果他以发射导弹相威胁,他就得考虑到苏联人可能会要求我们帮助找到她并把她击沉。一句话,如果我们的监视系统在任何方向发现有人发射核导弹,整个形势立刻就会变得非常紧张。”
“你知道,他也可以同时向双方发射导弹,从而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国防部长提出了他的见解。
“你说得对,部长先生。如果真是那样的活,我们要对付的就是一个十足的狂人,而且实际上还不止一个。我们的导弹潜艇由五名军官共同掌握着发射导弹的权力,必须在五个人都一致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发射。苏联人同样也有五个人掌握,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他们制订的核弹头安全措施甚至比我们的更为周密。难道这五个人或者更多的人都希望毁掉整个世界?”瑞安摇了摇头。“先生,这似乎是很不可能的,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人会考虑通知我们,请求我们援助的。”
“你真的认为他们会通知我们?”佩尔特博士问道。他的语气说明了他的想法。
“先生,这是一个心理学问题,不是技术问题。而我主要是搞情报技术分析的。在坐的先生中有几位曾经同苏联对手打过交道,他们比我更有资格来回答这个问题。不过,要我回答,我认为他们会通知的。这对他们来说,是唯一理智的做法。按照我们的标准,我并不认为苏联人是完全理智的,但是,他们有他们的理智标准。如此危险的赌搏他们也是不会干的。”
“谁也不会。”总统说道,“还会有别的可能吗?”
“可能有几种情况,先生。可能这仅仅是一次大规模的海军演习,目的是检验他们能否在接到命令后立即掐断我们的海上交通线和看我们能否立即作出反应。但是我们有理由排除这种可能性。他们的秋季海军演习‘红色风暴’刚刚结束,再说他们现在动用的全部是核潜艇,似乎没有柴油发动的潜艇。显然这次行动需要快速舰艇。实际上,每年这个季节他们通常是不举行大规模演习的。”
“为什么?”总统问道。
福斯特上将替瑞安作了回答。“总统先生,在这个季节里那一带的天气极为恶劣,就连我们也不在那样的条件下安排演习。”
“上将,我好象记得北约组织刚刚举行过一次演习,”佩尔特反驳道。
“是的,先生,是在百慕大以南,那里的天气可要好得多。整个‘漂亮海豚’演习除了反潜部分在英伦诸岛海岸外进行,其他都在大西洋我们一侧进行。”
“好了好了,还是接着谈苏联舰队还可能要干些什么吧。”总统命令道。
“先生,这绝不可能是一次演习,很可能是真的干起来了。这可能是对北约组织发动的一场常规战争的序幕,第一步是封锁海上交通线。如果是这样,那么,他们取得了战略突袭的全面优势。但是,现在他们却这样明目张胆地调兵遣将,这不可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从而给予迎头痛击,这岂不是把已经得到的优势又白白扔掉了吗!而且,苏联的其他兵种也一直按兵不动,没有进行相应的配合行动。陆军是这样,空军除海上侦察飞机外也是这样,太平洋舰队照样在进行例行的训练。
“最后一种可能是企图进行一次挑衅或者转移我们的注意力,以达到某种声东击西的目的。但是,分析一下就会发现,他们的行动仍然不合情理。在通常情况下,单纯的挑衅是不会在人家前院进行的。总统先生,大西洋现在还是属于我们的。你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到,在冰岛、亚速尔群岛以及我国整个海岸线上都有我们的基地,而且大洋两岸有我们的盟国;只要我们决定这样做,我们就能在整个大西洋上空建立空军优势。虽然他们的海军在数量上很庞大,而且在某些重要地区也比我们多,但是,他们的指挥能力却不如我们,至少目前还赶不上,更不用说现在又是在我们的海岸外。”瑞安喝了一口水。
“所以,先生们,眼前的情况是,一艘苏联导弹潜艇正在海上,而两大洋上的其他导弹潜艇却全部返港,他们的海上舰队接到命令击沉那艘潜艇,并且冲我们这个方向追来。这就是我所说的,我们的情报只能得出这个结论。”
“这艘潜艇上共有多少官兵,博士?”总统问。
“我们估计有110个人左右,先生。”
“也就是说,这110个人同时决定叛逃到美国来。这个想法可不赖,但是不太可能吧,”总统不无讽刺地说道。
瑞安早已料到会有这个问题。“这有先例,先生。1975年11月8日,苏联一艘‘克里瓦克’级‘前哨’号导弹驱逐舰,企图从拉脱维亚的里加逃往瑞典的哥得兰岛。舰上的政治委员瓦列里?萨布林带领了一伙造反士兵把军官们全部锁在船舱里,开足马力冲出码头驶向大海。叛逃差一点成功。但是,苏联空中和海上力量的配合攻击,迫使他们在离瑞典领海还不到80海里的地方停止了航行。再有两个小时他们就可大功告成了。萨布林和其他26名水兵经军事法庭审判后,全部枪决了。在最近一个时期,我们也收到好几起苏联舰只,特别是潜艇发生兵变的报告,1980年,苏联一艘E级攻击潜艇在日本海岸外浮出水面,舰长声称艇上失火。但是我们和日本的海军侦察飞机拍下的照片都看不到浓烟或从潜艇上抛出的任何被火烧坏的残物。然而,艇上人员的伤势却充分证实了艇上发生过暴乱的事实。近几年来,类似这样的报告我们收到过好几份,我承认这次事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是它并不是绝无先例的。”
福斯特上将把手伸进上装里面的口袋里,掏出一支带塑料吸嘴的雪茄烟,在点燃的火柴后面,他那两只眼睛闪亮着。“我说各位,我差不多相信是这回事了。”
“那好,把你的理由说给我们听听,上将,”总统说道。“因为我还不相信。”
“总统先生,指挥兵变的人大多数是军官,而不是普通士兵。原因很简单,士兵不会驾驶舰艇;而且,军官具有各种优越条件和文化程度,知道叛乱是可能取得成功的。在苏联海军中,这两个因素尤为突出。那么,这次为什么就不会是一群军官在干呢?”
“艇上的其他人都会跟他们走吗?”佩尔特问道。“而且明知他们和他们的家庭不会有好下场也置之不顾?”
福斯特一连吸了几口雪茄,说道:“你下过海没有,佩尔特博士?没有吧?那好,现在让我们打个比方,假设你现在搭乘‘伊丽莎白女王二号’游船作全球航行。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见游船正航行在太平洋上。但是,你知道船的准确位置吗?你不知道,你知道的都是当官的告诉你的。当然喽,如果你懂一点天文知识,你也许能估计出你所在的纬度,误差不超过几百海里;如果善于观察而且还懂得一点球面三角学原理,你甚至还能估计出你所在的经度,误差也不会超过几百海里。我说的没错吧?这些就是你可以在船上看到的。
而这帮人是在潜艇里,什么也看不见。那么,如果有几个军官,哪怕只是部分军官,干了起来,那会怎么样呢?艇上正在发生的事情艇上人员怎么会知道呢?”福斯特摇摇头。“他们不会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就连我们的水兵,虽然受到的训练比他们要完善得多,也不可能知道。别忘了,他们的水兵几乎都是应征入伍的。一登上潜艇,就同外界完全隔绝了。除了极低频和甚低频通信,其他无线电通信都不起作用,而且电文全部是加密的,必须通过通信军官,所以,通信官必定参与此事,导航员也一样不可少,他们和我们一样,使用惯性导航系统。我们从夏威夷海岸外打捞出来的那艘G级潜艇上得到的就是这种导航系统。这种导航系统使用的数据资料也是加密的。导航员的助手把仪器上的数字读出来,由导航员在密码本上译出实际的数据。红军中陆军使用的地图属于机密文件,这在海军中也是一样。士兵看不到海图,而且又不允许他们打听舰只的位置。这种情况在导弹潜艇上尤其如此,对不对?
“最重要的是,这些潜艇兵都要干自己的工作。你到了海上就有你的一份工作,你就得完成。在俄国潜艇上每天的工作时间是14至18个小时。这些应征入伍的年轻人受过的训练非常简单,学会一两项工作就匆匆出海,而且要学会不折不扣地执行命令。苏联人的训练办法是死记硬背,尽量不让他们独立思考。所以,每当舰艇大修时,抄家伙干活的反而都是军官。当兵的既没有时间也不习惯向军官打听他们在干些什么。你干你的事,别人也干他的事,各尽其职。这就是海上纪律的真正含义。”福斯特在烟缸里掸掉了烟灰。“先生,事情就是这样,只要把军官们争取过来,不一定全都争取过来,事情就可以成功。争取十几个持不同政见的人比召集一支上百人的队伍要容易得多。”
“会容易一些,但是要真正做到也并不容易,丹。”希尔顿上将提出了异议。“再说,艇上至少总有一名政治委员,再加上几个情报机关安抽的‘鼹鼠’。莫非你真的认为一个党的驯服工具也会干这种事吗?”
“为什么不可能?瑞安刚才说了,那艘苏联驱逐舰上的兵变就是由政治委员领头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