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有少数“对敌斗争”的段子，如《美蒋劳军记》，由于距离观众的现实生活相当遥远，也就很难收到强烈的艺术效果。

现在不一样了，“四人帮”作恶多端，亿万人民都深受其害，再加上十年的文化专制，有话不敢说，积郁于胸——即如火山爆发！

况且“四人帮”又属于“敌我矛盾”，怎么讽刺也不为过，甚至传统相声中的一些早已废弃不用的尖酸刻薄、侮辱谩骂的手法也都拿来用了，当然是痛快淋漓。

至于不正之风，也是早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深恶痛绝的，而且这类讽刺作品更贴近生活，有着更直接的现实意义，虽然在分寸上要适当把握，但还不至于捆住手脚。

如果说，建国后至“文革”前的相声革新，以出现了一批反映新时代、新生活的“歌颂型”作品为主要成就，那么，当相声进入了“文革”后的黄金时期，“讽刺型”作品就明显地占据上风了。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相声艺术又出现了新的气象。

从表面上看，相声已从它的高峰时期跌落下来，又受到喜剧小品、流行歌曲和其他新鲜玩意儿的四面夹击，显现出一种不景气的状况；而实际上，相声正在从传统的束缚中艰难地挣脱，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在进行着一场更加深刻的变革。

在思想内容上，摆脱了建国后相声创作人为地分成“歌颂型”和“讽刺型”这样两种简单的类型，而转向以幽默的笔调来描绘人生百态、反映社会心理和揭示社会问题，这也是延续传统相声“市民生活风俗画卷”的优良传统，只是由自然主义的描摹变为现实主义的描绘，因而比实际生活更集中、更概括、更典型、更具有表现力。

较早的一篇《威胁》，通过父与子之间的矛盾，提出了诸如如何进行子女教育、如何树立家长权威、如何处理家庭关系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虽然作品还残存着某些说教的痕迹，但仍不失为一次有益的尝试。

生活气息较浓的一篇《纠纷》，通过一场起因很小、互不相让、愈演愈烈、最终又莫名其妙地和解的纠纷，呼唤着生活中宽容、谅解、谦让等美好品德，作品对当今社会上一般市民阶层的心理把握得相当准确，人物形象也栩栩如生。

反映生活面较广的一篇《虎口遐想》，撇开其象征意义不谈，作品通过一个青年人在危难关头的心理活动，反映了当今青年对现实社会的理解，以及他们的生活追求和处世态度。

影响较大的一篇《特大新闻》，通过一条“天安门广场要改自由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