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罗马尼亚前线服役，之后在肃反委员会（契卡）和教育人民委员会做过短期翻译工作，旋即又去武装征粮队工作。他跟尤登尼奇的军队打过仗，还作为战地记者跟随布琼尼的第一骑兵军进军波兰。一九二〇年六月，俄波战争的升级（布尔什维克军队开始对波兰军队反击）是巴别尔一生中遭遇的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日后他根据当时的随军日记写成了自己最重要的作品《红色骑兵军》。

由于巴别尔罹难于三十年代末斯大林的大清洗，壮岁之年早早撒手人寰，他给世人留下的作品不多，主要是《红色骑兵军》、《敖德萨的故事》两部小说集，以及生前未收入集子的三四十个短篇小说，还有就是《晚霞》和《玛丽雅》两部剧本。其实，仅以《红色骑兵军》一部作品就足以奠定巴别尔的大师地位。一九二六年，《红色骑兵军》刚刚出版，高尔基就对法国作家马尔罗介绍说，巴别尔是俄罗斯当代最卓越的作家。爱伦堡在回忆录里提到，一九三〇年苏联《新世界》杂志曾向许多外国作家征询对苏联文学的意见，大多数来信都将巴别尔列为苏联作家中的第一号人物（《人·岁月·生活》第三部），而这种评价也主要源自对《红色骑兵军》的激赏。

读《红色骑兵军》，让人惊讶的首先是那副简洁、洗练的笔墨。“宅旁的教堂里钟声乱鸣，打钟人疯了。这是个布满星斗的七月之夜。”如此干净而从容的语句，把整个叙述夯得结结实实。不少评论者拿巴别尔跟海明威作比，满世界找过来，有这等本事的好像只有他俩。说来也巧，海明威很早就读过《红色骑兵军》的法文译本，在给友人的信中也曾流露对巴别尔惺惺相惜的意思。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除了言简意赅的语言特点，两位大师还都饶有兴趣地探究生命与死亡的真谛，尤其善于处理生死相遇的瞬间情境，出其不意给人一记心理撞击。在这一点上，海明威的短篇名作《印第安人营地》跟巴别尔书中头一篇《泅渡兹勃鲁契河》就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不过，这些粗泛的相似不等于彼此创作风格的趋同。其实他们的语言趣味大相径庭，如果说海明威的简短是一种“电报式”文体，凝重之中透着几分干涩，那么巴别尔的字斟句酌则几乎带有诗的韵味。像《红色骑兵军》里不时闪出的那些跳荡的语式，甚至嵌合着充满想象的通感手法——“无家可归的月亮在城里徘徊”，“我面前是集市和集市的死亡”。巴别尔用诗和箴言的修辞装饰着哥萨克骑兵身后满目疮痍的土地，无尽的苦难从笔下堆积起来，却丝毫不像是蹙着眉头的描写。在任何悲怆时刻，他从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