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年轻人身后的两个人也跨步走上前来。借着车头灯扩散的昏黄光芒，我仔细打量了他们一番：三人全部身着中山装，虽然已经被瓢泼大雨淋得水汤挂面儿，但从衣服的质地上，我还是发现了他们之间的不同之处：其中一位身材魁梧的中年人穿的是正经呢子料，而另一位瘦削的中年人和那位戴着眼镜的年轻人穿的却是常见的“卡其布”。光凭这一点，我就判断出，穿呢子料中山装的人的身份必然要高于另外两位。果不其然，此人还没说话便从内兜摸出一包大生产牌香烟，边递进来让我收下，边请求我务必帮忙载他们一程。

我连忙客气道：“五湖四海一家亲，都是革命同志，送啥香烟哩！”其实，那时我嘴上虽说满不在乎，但实际心里别提多美了。要知道，这大生产牌香烟当年在整个辽东地区可谓是家喻户晓，老少皆知，那是绝对数一数二的高级俏货。远了咱不去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抗美援朝，它就曾作为慰问品送到战场上犒劳志愿军战士，后来毛主席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路过沈阳时，当时的东北局给毛主席配备路上抽的也是它，甚至在中苏会谈时毛主席抽的还是大生产牌香烟，就连我们公社的黄社长看到它也是两眼冒光，我记得有一次他把一支这牌子的香烟夹在耳朵上足足晃了半条街，逢人就取下来说，看看！大生产！这他娘的可是大生产咧……因此，不难想象，当时我手里握着一整包大生产牌香烟该是多么激动。

随后，经过简单的交谈我得知，这三人是由沈阳公干来到这里的，由于雨天道路异常湿滑，他们乘坐的吉普车在前边翻了车。穿呢子料中山装的中年人自称姓吴，戴眼镜的那个年轻人是他的秘书李桐，而那位始终沉默寡言的瘦削中年人则叫杜少谦，负责他们此行的安全保卫工作。

只是，至于三人前来安东地界儿所为何事，他们自始至终并未提及半言。不过，其余两人都称呼穿呢子料中山装的人为“吴先生”，这倒是让我觉得非常蹊跷——因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人与人之间无一例外都是以“同志”相称，“先生”两字在那样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显得特别扎眼，明显意味着被称呼者的身份非比寻常。因而在此后同行赶路期间，我一直在心里暗暗揣测：这位吴先生到底是什么来头？

这时，老崔头顶着粗麻袋吭哧吭哧地跑出了落叶松林。待他看到车前站着三个陌生人时顿时呆住了，我连忙把事情因由讲给他听，老崔这才憨厚地冲着三人连连点头。只不过，当我说到他们的吉普车在前头翻了车的时候，老崔却展露出一副早已预知的表情，他连连嘟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