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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此举，其实有更重要的意图，因为“江督天下大缺”，是大乾帝国财政经费最重要的来源，让曾、李久居此位，朝廷毕竟放心不下，也心有不甘。而独立于湘淮系的仁曦太后亲信吴棠署理江督，朝廷便可从曾、李手中夺回两江地方实权，改变“外重内轻”的局面。

对朝廷的用心，老于权谋的曾、李当然心知肚明，决定抵制。曾伯函当即上疏抗争，认为不必命令李绍泉前往河洛剿绺，而李宗羲、丁雨生或是“才略稍短”或是“资格太浅”，难胜其职。此时，李绍泉就任两江总督才刚满五个月，更不愿受领此命。在接到命令的第三天，就写信给曾伯函，商量对策。他认为如果仁曦太后亲信吴棠署理江督，其“用人行政或多变局”，恳请曾伯函“能否另再设法拟议之处，仰祈熟筹密陈”，同时提出了自己的人事安排意见。他提出或以胞兄李筱泉为“苏抚兼通商”，以丁雨生为江苏布政使；或以李筱泉署理江督，仍以丁雨生“兼苏抚通商”。当然，他也知道人事敏感，自己妄议并不妥当，同时表示“此非章桐所敢与闻”。但此事事关重大，他还是忍不住提醒曾伯函“欲办事不得不择人，欲择人不得不任谤”，“事至此恐又不可一味隐忍，此尤关系至要者也。”仅过了两天，他又给曾伯函写了此信，提出最好是维持现状，如果不能维持现状，希望能按李宗羲字雨亭建议，曾、李对调；虽然曾伯函曾表示过“决不回任”，但李绍泉知道如果自己不去剿绺，会有贪恋两江总督之位、躲避艰巨任务之嫌，所以劝曾“必不得已仍照雨亭所拟，请以章桐代吾师剿贼。如尊意肯俯徇众望，回驻金陵，则后路大局，满盘俱活，不致掣动”。也就是他们的“底线”是要保住湘、淮对两江的控制。

几乎同时，李绍泉在给亲朋好友的信中更坦率地写道：“鄙人于西北形势生疏，而所部各军尽调归爵相四镇之内，冒昧前去，非特迁地弗良，岂忍夺爵相已成之局。诸将闻弟视师，必皆舍彼就此，一军两帅，牵制殊多，况饷源全恃吴中，付托非人，转运接济终必匮乏，恐于前敌无甚裨助，而东南全局先自动摇。”他知道，“一军两帅”从来是用兵之大忌，将领将在“两帅”间无所适从，贻误军机；而更难办的是，因为“裁湘留淮”曾伯函剿绺的精锐部队系以淮军为主，如果自己去后这些将领实际将唯自己的命令是听，而不大会服从曾伯函的指挥，将给曾伯函造成不小麻烦。另外，“两江”为饷源重地，他与曾伯函当然极害怕失去对如此重要之处的实际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