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5>一</h5>

再过两天才是立春，此际的台北已经和风煦然了。宋朝词人周邦彦形容——正单衣试酒，怅客里、光阴虚掷，仿佛正是眼前我的况味。确确乎是一袭青衫，我竟然就闯到了基隆河畔的忠烈祠。

出发时还很晴好的天空，忽然间暮雨飘潇起来。我拄着一柄民国式样的弯把黑布长伞，穆然伫立于沾衣欲湿的细雨中；当我仰望大书“成仁、取义”的庄严牌坊时，台北冬季的雨，瞬间沁湿了眼底。这些海峡上空聚合的水分，似乎天然如泪一般咸苦。就这样噙着雨痕，我万里渡来，偏要参拜这一座久仰的祭坛了。

台北忠烈祠始建于1969年，由蒋公亲笔榜书。正殿及两边配殿层叠树立着密集的神位，有名有姓的享祭者凡49万余人。仅仅抗日战争八年，民国折损的将官竟达两百余名。整个二战的盟军战场，可以肯定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曾经付出过如此惨烈的代价。我独自凭吊在空旷的殿堂中，仿佛置身于漫无边际的坟地。那些早就在史书上熟悉的名字，渐次涌入回潮的眼眶；一个世纪的亡魂似乎仍然列阵于战火未尽的云天，在等待我这个晚辈前来追问和祭奠。

我来到管理处（他们仍叫指挥部），查询我外祖父的信息。他们一番殷勤检索，最后总指挥亲自出来敬茶，愧疚地告诉我——有这个名字，但是没有籍贯没有死亡详情。为了表示歉意，他非要送我两幅照片，是每年春秋两次祭典的神圣仪式。最后，一个老者执意要在雨中送我出门，他无限感伤地说——近七百万人的死亡，我们实在没有办法搜集齐全。

外祖父于我，只是生命源头之一。他在我外婆之后，另娶新妇为他生育了两个儿子——论辈分血缘，算是家慈的异母弟弟，是我不知下落的舅舅。外祖父被击毙于鄂西道上之后，他的一个旧部竟然带着他的长子（我该唤作大舅），万里硝烟中辗转撤退到了台湾。这要怎样的古风高义，才能如此艰难地拯救同袍遗孤啊。而留在内地的小舅，则和他的母亲一起承担着匪属的待遇。我能从前辈族人那里获得的仅有信息便是——大舅成长为彼岛的高级军官，小舅沦落为此岸的下岗工人。因为吾母的原因，我们与他们素无联系，甚至不知道名字。

看过龙应台先生的《大江大海1949》，就知道那一年是海峡般宽阔的伤口，是我们至今难以超越的苦难，至今未能弥合改变的命运。

<h5>二</h5>

就这样带着一本书，我像穿越时空隧道一样，从共和国走回了民国。从桃园机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