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大致看了一遍我整理的一八八二年到一八九〇年之间，福尔摩斯所侦破的案件笔记与记录时，我发现这其中离奇而有趣的材料浩如烟海，实在无法尽数，我竟然感到无法取舍。部分案件通过报纸已经广为流传，但是也有部分案件缺乏可供我朋友完全发挥其出类拔萃的才华的余地，而我朋友的那种卓越才能正是那些报纸最想将其见诸报端的绝佳题材。还有部分案件让他那些精湛的分析本领无法完全施展，正如某些故事那样，最后有始无终。还有些案件，他只是弄清楚了其中的一部分，对其具体情节的解析还主要停留在推测的层面，而并非是以他所重视的、精准无误的逻辑论证作为依据。在以上的最后一类案件当中，有一个案件的情节乃至结局都异常离奇，使我忍不住要将其记录下来，尽管与本案相关的部分真相，可能已经永远都弄不清了。

一八八七年我们处理了一系列很有趣或是较为无趣的案件，这些案件的记录，我都保存了起来。在这一年每个月的记录标题当中，有着如下案件记载：“帕拉多尔大厦案”；“业余乞丐团案”，这个业余的乞丐团体在一个家具店库房的地下室当中拥有一个异常奢侈的俱乐部；“美国帆船‘索菲·安德森’号失事真相案”；“格赖斯·彼得森在乌法岛上破案”；还有“坎伯韦尔放毒案”。记得在最后一案当中，歇洛克·福尔摩斯为死者的表上发条时，发现该表已经在两小时前上好了发条，也就是说在那段时间当中，死者已经上床就寝。这一推论对于弄清案情有着关键作用。所有这些案件中，我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或许会将其梗概记录下来，公之于众，但是还没有任何一个案件要比我现在将要叙述的案件更加荒诞离奇，神秘莫测。

当时正值九月末，秋分时节的暴风雨异常猛烈。整整一天都狂风呼啸，大雨击窗，甚至在这伟大的伦敦市内，我们此时此刻，也都丧失了工作的心情，而不得不承认自然界的伟大力量。它犹如铁笼内桀骜不驯的猛兽，透过人类文明的栏杆向人类发出愤怒的咆哮。随着夜晚的到来，狂风暴雨却更加猛烈。时而狂风大作，时而阴风惨惨，犹如从壁炉烟囱当中发出了婴儿的啜泣声。福尔摩斯坐在壁炉一侧，心情很是忧郁，正在编写案件记录互见索引；而我则坐在另一侧，埋头苦读克拉克·拉塞尔所写的，有关海洋题材的精彩小说。这时屋外暴风呼啸，瓢泼大雨逐渐转变为海浪般的冲击，仿佛与小说的主题彼此呼应，融为一体了。我妻子当时正好回娘家探亲，所以近几天来，我再次成为贝克街故居的常客。

“嘿，”我说，